在芯片这个高端制造业的最后高地里，美国的不自信体现在其日益偏执的决策中。一轮又一轮的制裁背后，无非是想凭借卡脖子的手势逼着我们让利，逼我们后退，甚至幻想着逼我们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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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时刻，我们都不曾向任何列强做出让步，哪怕是兵戎相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新中国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舍身忘我的奋斗精神以及大量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们的无私奉献，照样搞出了自己的“两弹一星”，北斗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预警机等等，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带动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保持高速增长，GDP也升至全球第二。

从新中国诞生走到今天，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卡脖子和不公平的对待，也因此锻炼出了专治外部“卡脖子”的传统。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验证，越是卡的彻底的领域，我们的能力反而越是强，越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背后是先辈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然不服输，争口气，敢于斗争，奋力拼搏的亮剑精神。

芯片产业发展至今，出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现状以及市场化竞争对成本和效率的考虑，我们在生产制造设备、工艺、材料等相关领域未做深度布局，但是在芯片设计，封测等环节也具备充分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在28nm成熟工艺制造环节实现了全国产化。

芯片产业目前正在上演的轰轰烈烈的国产化发展热潮中，有一位卓越的女士值得我们的永远铭记，她就是“龙芯”之母黄令仪。

黄令仪于1936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在那个中华民族经历屈辱的特殊年代，黄令仪早早树立了“救亡图存，立志报国”的志向，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1960年，黄宁仪在华中工学院创建了半导体专业，同时带领一批年轻的教工和学生创建了国内首个半导体实验室。

1962年，随着国家制定了调整方针，对半导体专业进行了调整，黄令仪按应届毕业生分配到了中科院计算所二室101组（固体电路组）工作。1965年，为了突破“两弹一星”中的瓶颈，国家开始成立计算机所二部，专攻微型计算机和三极管等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芯片研究团队。在缺资料、缺设备、缺人才、缺材料的情况下，她带领团队艰苦奋战，成功研制出半导体三极管。

1966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空间计算机成功问世。1973年，中科院决定研制大型通用计算机，作为集成电路上的载体，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对国家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黄令仪和她的团队，为了能够尽快研制出性能稳定的存储器，一步一步开始突破，他们研制的芯片也即将到达世界先进水准，1978年赢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1990年黄令仪公派美国回国后，就潜心钻研各种集成电路的设计方法，从建立版图库，时序库开始，到寄生参数对性能的影响，时钟树的生成，全局规划，时序驱动布线等等，全定制，标准单元，宏单元的设计方法都研究过，用户包括华为的程序控制芯片，计算所的模糊控制芯片等等。

2000年，黄令仪携带集成电路的相关专利在德国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上获得银奖后，已退休的情况下，于2001年又加入中科院龙芯研发团队，成为项目负责人。这一干又是十五载，从1B，1C到3A，3B，再到GS464E，龙芯的每一块芯片中都凝聚着黄老师的辛勤汗水。

2002年8月10日，我国首款通用CPU“龙芯1号”研制成功，真正打破了国产计算机无芯可用的历史。在黄令仪等芯片人的不懈努力下，“龙芯3号”等一大批国产高性能芯片应运而生。复兴号高铁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国产化，歼-20等先进军事装备配套了相控阵雷达，换上了中国自己的“心脏”。北斗卫星也装上了中国芯，彻底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

2020年1月，黄令仪获中国计算机学会女性科技工作者夏培肃奖。中国计算机学会的获奖理由写道：“黄令仪研究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研发一线，参与了从分立器件、大规模集成电路，到通用龙芯CPU芯片的研发过程，为我国计算机核心器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是什么让一位已经退休了20多年的科学工作者，以80多岁的高龄仍然奋战在科研的最前沿？

是她在1989年参加美国的国际芯片展览会，跑遍了展台却没有发现一家中国企业后，含泪写在日记中的那句话，“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涟涟，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净祖国身上的耻辱。”

7月1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周琪在为台下即将奔赴社会各个岗位的应届毕业生们致辞时，读到黄老的这句话，已经泣不成声，其崇高的境界让同行与后辈们无不深受感动。这份传承我想黄老的在天之灵也将感到欣慰吧。

有了这份精神的传承，那些靠“卡脖子”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的人，依然是一堆“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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